2022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举办
3月2日，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的2022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根据《“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223起，受害人数569人（未表明具体人数的案例中，“多人”按3人计，“十几人”按15人计，“几十人”“数十人”按30人计），年龄最小的为2岁。
在受害儿童的男女比例上，从案例数量来看，223起案例中，受害人为女童的203起，占比91.00%；受害人为男童的17起，占比7.60%；而同时有男童女童遭受侵害的有3起，占比1.30%。从受害人数量上看，569名受害儿童中，女童462人，占比81.20%；男童107人，占比18.80%，这一数据与过往几年数据相对比，男童遭遇侵害的比例明显呈上升趋势。
同时“女童保护”统计，223起案例中表明人际关系的有198起。在198起案例中，熟人作案160起，占比80.80%；陌生人作案38起，占比19.20%。从“女童保护”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达87.87%。这也与近年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布的数据相印证。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女童保护”负责人、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表示，在160起的熟人作案中，教师作案比例居高，生活学习接触人员（如保安、司机、快递员）作案比例大幅上升。“我们并不是说好像老师都是坏人”，孙雪梅强调。教师作案场所通常在学校、宿舍，由于接触孩子的机会更多，所以他们的作案机会也就更多。当然，这另一方面体现了教师作案的曝光率相对较高。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多年来一直在帮助被拐卖、被遗弃的儿童寻找亲人。“因近几年儿童被性侵的案例还是时有发生，在防止儿童被性侵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挑战。”
针对目前的现状，张宝艳剖析了学校、家庭、社会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防性侵教育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她认为，儿童防性侵教育需要联合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合力。家庭层面要教会孩子辨别隐私部位、防范陌生人等基本常识；学校层面要及时关注孩子们的思想动态、实时沟通；社会层面则更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对性侵儿童的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成长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蜀山区刘丽健康咨询中心总监刘丽一直关注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这一议题，“女童报告”的数据显示：近九成受访者支持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其中，72.74%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25.71%的人认为有必要。而对于是否需要将对未成年儿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56.03%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40.11%的人表示有必要。
刘丽表示，今年将在两会上继续推进这一建议，并希望更多孩子们能够学习和掌握相关防性侵知识，保护自己，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守护未成年儿童健康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凌锋通过连线进行了视频发言，她表示，青少年儿童防性侵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希望更多领域的专家关注儿童保护领域，努力推进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常态化。
近年来，针对加强青少年保护，上海市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分享了现在上海中小学防性侵教育的普及情况。同时他也在教育方面建议：首先，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教育，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身体保护、自我保护的意识。其次，实施强制报告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程序，避免造成二次伤害。第三，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曾经有性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加强监管，严格限制这些人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
对比我国目前中小学防性侵教育的开展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称，我国防性侵教育，实际是随儿童保护制度和意识的提升来展开的。对比国外儿童保护制度较完善的国家，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防性侵教育的理念不同。其次在教育主体的多元性上，学校、家长和社会都应参与其中。同时，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外学校会针对孩子的年龄发展特征，来编制相应的内容和采取相应的方式，是我国目前教育需要去学习和改进的方面。“学校里要有师资，要有课堂，要有课时计划以及适合的教学形式，路还漫长，但是有了开头就有希望。”童小军说。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阚丽君提出，防性侵教育可以通过与“艺教工程”等相结合的方式，以文化传播的方式让孩子们接纳。在此之上，她希望政府加大力度，在资金、人力、学校等各方面入手，形成常态化课程；通过两会代表委员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使课程能够真正走入学校。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儿童性侵案件的发生，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雪梅表示，首先应该重视防性侵教育在预防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事前预防、事中预防、事后预防，来防止性侵发生。同时提供更完善的法律服务，提高防范性侵的相关教育。最后不仅对孩子进行宣传教育，也要对老师进行相关培训。
她也呼吁在整个救助工作的链条中，应在广泛建立学生保护机制与精神损害赔偿这两方面进一步地完善，通过这些方式，切实起到保护青少年的作用。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从法律的角度表示，儿童性侵案件发生是由综合原因导致。存在家人防范意识薄弱、学校社会宣传教育力度薄弱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表示自己一直致力推进将性教育写进教科书，让未成年人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预防自己不受侵害。同时张凌霄认为，在对儿童的保护过程中，也要通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法律人士，加大对孩子的保护以及心理疏导，才能真正让每个儿童快乐地生活在阳光下。
孙雪梅从实践角度分析了目前儿童防性侵教育存在的问题。她表示，首先在意识层面，要从防性侵教育循序渐进到性教育。其次，立法是基础，但法律法规要能够有效地落地实施。第三，在受害者进行报警等行动后，社会也要提供完备的兜底保障，切实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以及心理健康。“要做的事情很多，从事前教育、事中干预到事后兜底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孙雪梅说。
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监察委、教育部等九部委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6月新修订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强制报告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但在实践中，强制报告制度落实还有一定难度。
“女童保护”统计，2021年媒体报道的223起性侵儿童案例中，有188起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在188起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110起，占比58.51%；发生在县城的56起，占比29.79%；发生在农村的22起，占比11.70%。这与往年数据趋势基本一致。可以看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
▲城乡儿童性侵案占比
“首先农村的地域分布比较广，师资力量不集中。其次留守儿童较多，监护人多为老人，对强制报告措施认知程度较低，并且农村的教育氛围较弱。”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农村地区防性侵现状，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和普法方面，对监护人要在法规宣传和物质条件、儿童心理辅导、经济投入等多方面进行跟进。
同时赵皖平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各基金会深入一线，保障农村儿童教育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去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下文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介绍，“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天生制度的不足之处。”
一方面，强制报告的主体还不够具体，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当中，具体的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义务人的范围不清晰，对于报告主体的信息保密和安全保护的措施未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强制报告制度缺乏刚性的约束，对于违反强制报告义务责任的追究也面临着规范缺失的困境。同时，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新型案件，例如通过网络社交工具实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关注不足。
据《“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由于疫情原因，线上的课程明显增加，网络上的交流大大多于过去。不仅在国内，全球范围内通过网络性侵的案例数量激增。对此方燕建议，对具体报告义务人的范围和要求做出明确的划分，建立报告人隐私保护制度与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约束机制。明确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并限制相关行业职业的准入资格。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只有落地生根才能成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尖刀利器。”她表示在未来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贡献应有的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表示对女童的保护，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形成法治合力。学校应当借助家校联系的便利与密切，通过专题讲座，法治讲座等方式宣贯强化家长的引导对儿童性保护的重要作用。“从性教育‘难以启齿’，到让儿童会表达、有自我保护意识，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必然。”
同时朱列玉认为：“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优势及意义，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可以对潜在的有犯罪动机的人产生威慑作用，也加强了家校在儿童保护方面的专业性，对侵害未成年犯罪案件发生后的刑事控告及强制报告、证据固定、第一时间制定和实施紧急预案等都有好处。”他呼吁各级学校重视配合法治副校长工作，社会各界重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地。
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与其他两位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加强我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提案。她发现，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实施性侵害的犯罪行为已经十分常见，“我们不希望网络成为法外之地。但现行法律怎么‘做到在网上’仍然有发力空间，这也是给立法者一个挑战。”刘红宇表示。
她认为，儿童防性侵应该是全社会的事，在学校、家长之外，网络平台也有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现代社会给了我们一个新天地，立法、司法、执法应该适应这方面的新天地。”
针对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区域发展不均衡现状，国务院未保办去年开展了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创建工作。希望通过先行先试作用，在地方试点建立经验，并逐步推广到全国。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李晨介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去年正式实施之后，各地都依托12345开通了未保热线。社会大众可以拨打该热线报告孩子受侵害的情况，同时如果孩子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受到侵犯，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反映相关的情况。李晨还透露，下一步将会设立督察专员，对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进行督察督办和问责。
尽管部分人从未接触过防性侵教育，但从整体对于防性侵教育的认可度来看，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其中，72.74%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25.71%的人认为有必要。而对于是否需要将对未成年儿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56.03%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40.11%的人表示有必要。《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实施，明确了学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使学生了解生理健康知识，提高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今年，最高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第二办案组组长李薇也介绍了该行动目前的实施情况，从目前数据看，2020年5月以来，在检察机关办理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当中，通过强制报告发现的案件已经有1600多件，比2018年同比增长4倍多，少数民族地区还开发了双语的强制报告程序。李薇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深化案件倒查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例如开通12309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专门受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以平台力量推动对受害人的救助与保护。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王有银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在具体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难点。第一，目前法律的出台还没有上升到行动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层面。第二，在显性的侵害报告外，法律还没有对疑似侵害进行明确界定。第三，具有强制报告义务的相关的部门水平参差不齐，难以保证儿童不再受到二次侵害。对此，王有银呼吁要保护报告人的监督权利，同时也应将儿童保护与青春期教育问题提高到全社会层面上来。
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推动性侵儿童案强制报告方面，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女童保护基金管委会委员、《中国报道》执行主编徐豪表示，“女童保护”在下一步还会充分利用志愿者的优势配合相关部门做普法教育。同时利用“女童保护”进校园、进社区、进村落的活动带去更多的普法教育，并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和多方渠道，联合更多的机构来广泛地宣传、落实、推进强制报告制度的施行。
为帮助欠发达地区，新考入大学的困境学生，任佩云女士的财产经委托人张蔚女士，通过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设立“任佩云爱心助学”公益项目，旨在帮助品学兼优、有梦敢当的新考入大学的困境学生，顺利进入大学，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在座谈会上，任佩云女士经委托人向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捐赠50万元，2022年，任佩云爱心助学公益项目，将资助湖南籍新考入大学的100名困境学生。虽然任佩云女士已经离世，但是这份公益微光将照亮更多学子们的梦想。
同时，为了让孩子们更快乐学习，让志愿者讲师在防性侵教育课程中能够生动地传递知识点，北京空速动漫文化有限公司将向女童保护捐赠1000个“勇敢娃娃”卡通公仔。“勇敢娃娃”卡通公仔，是在女童保护基金平面版“勇敢娃娃”有声海报基础上，为解决儿童防性侵问题设计的一款有声智能公仔。当卡通角色不同身体部位受到触碰时，会发出不同的语音警告，鼓励小朋友们学习、模仿，当遇到不好的触碰时，勇敢为自己发声，使用卡通角色的形象，可以更好地吸引小朋友的关注和喜爱，从而促进学习如何保护自己。
在座谈会上，君舍文化董事长暨CEO、北京环球百老汇董事长、空速动漫董事长钟丽芳表示，公益任重道远，小的玩偶更容易让小朋友喜欢，希望这次与儿童保护项目的首次合作可以成为切入点，让更多人接受这个小娃娃。
在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向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捐赠10万元（用于非限定支出）。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女童保护基金管委会委员、《中国报道》执行主编徐豪为爱心人士代表北京汇安国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绪昭颁发捐赠证书。
谈及捐赠这笔善款用于非限定支出的原因时，吴绪昭表示：“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做慈善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把这个钱用得很好。”同时他呼吁不论是企业或个人，都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建美好社会，让儿童在安全环境下生长。
在现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对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北京圣运律师事务以及浙江嘉惠矿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捐赠善举进行了特别鸣谢。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王有银、浙江嘉惠矿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云球代表企业上台接受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授予的爱心企业牌匾。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是我们第9次举办‘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希望以此促进各方各界的协同努力，共同保护好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孩子们健康、快乐、安全地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怀与保障。”孙雪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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